专家观点 麦克·米切尔：希望与幸福之城（上）

 

麦克·米切尔

 

美国MCM国际集团CEO

 

曾任洛杉矶奥运会资深副总裁

 

希望与幸福之城 (上）

 

——历史上城市规划的起源及理念变迁

 

摘要

 

从5000年前到20世纪，从大禹到美尼斯，从阿里斯托芬到希波丹姆，从亚里士多德与达芬奇，从塞尔达到柯布西耶，回溯每个历史阶段城市规划者的追求及观念的衍变。

 

原始“家园”

 

从大约9000年前的初步尝试开始，人类的定居之路就成为了克服焦虑不安的希望之路。人类在以最原始的形态存在的时候，就开始为了创造更安全的生活，减少恐惧和不确定性而努力。与生命周期息息相关，原始社会反映出人类对充足的粮食、风调雨顺的四季、人身安全、和谐的社会秩序和更强烈的与神明沟通的需求。

 

我们根据内心的期待去设想人类在世界上所处的位置，这构成了许多家园建设神话的基础，培养并最终确定了我们对某个地方的归属感。在中国，这些关于我们如何看待某个地方的与神明沟通性的想法是在5200年前建立夏朝的神话中首次提出的。

 

夏朝 大禹划分九州几何原理图

 

大禹（Yu the Great）采纳了以几何学为基础的中国城市规划方案——把天下分为九州的方案。该方案是天堂模式在地球上的体现，代表着人类在天堂中扮演的角色，同时赋予尘世中的城市以永恒的意义，从而克服生命的短暂性。许多与大禹同时代的人也表达了类似的城市生活愿景。

 

另一个具有代表性的创始人物是美尼斯（King Menes），他统一了埃及并创建了首都孟菲斯（Memphis）。尽管在王朝建立之前，人们已经在早期的河道旁定居了2000年之久，但美尼斯在整个城市中推行了正式宗教意味的规划，塑造了城市与神明的沟通性，从而创造了一种所谓的归属感——“身份”，甚至可能是一种原始的“家园”的感觉。

 

孟菲斯古城遗迹

 

城市发展的根源

 

在城市规划的5000年历史中，人们一直致力于将某个地方赋予理想化的联系和身份，所有这些努力都建立在一种对于希望的追求之上，希望尽量减少恐惧和不确定性，加强安全，了解我们在宇宙中的位置，这最终标志着人类向明确界定的文化身份的过渡。从满足这些深层次需求的目标开始，社会空间的规划在随后的几千年中不断扩大其视野，以便满足日益复杂的人类交流和定居的需求。

家庭、家园和动物驯养为一体

 

由于发展畜牧业，人类社会受到了高传染性疾病的威胁，这使情况变得更加复杂。在社区定居的同时，人类还需要与天花、肺结核和其他源自于家的疾病作斗争。这种融合了家园、家庭和动物驯养为一体的概念是城市发展的根源，“家”这个汉字也清晰地反映了这一点，“家”是房子里有一头猪的象形文字。

 

希波丹姆的网格状城市规划

 

正如伟大的希腊剧作家和讽刺作家阿里斯托芬在约2500年前所说的，要想做好城市规划就要理性管理我们的空间、金钱、工作和性关系。这句话也许是对另一位同时代的希腊人希波丹姆的讽刺。希波丹姆在西方文化下被认为是“城市规划之父”，他倡导网格状城市规划。他的家乡米利都城就是按照他设计的网格状布局构建的。这种网格状布局是由住宅街区和街道以直角交叉而成，公共建筑建在市中心地区。

 

这也激发了他的批评者的灵感，其中有些批评者很受尊敬。鉴于战争的技术越来越先进，亚里士多德反对过于理性的的网格状城市规划。亚里士多德认为，每个城市都应该保留不规则的通道，以增加入侵难度，减缓入侵者的前进速度。此外，他还提醒说，既然“投石车和其他攻城设备的精确度已经达到如此高的水平”，城墙的设计在城市规划中尤其重要。

 

达芬奇：城市规划用以抵御灾难

 

数千年来城市规划的复杂性不断加剧。为了适应人类日益增长的社会经济活动需求，应对新出现的恐惧和毁灭性的灾难，人们设想了更高级别的城市规划。1484年，当淋巴腺病毒袭击米兰，夺去了该市三分之一的人口时，达芬奇受到启发，重新对这座城市进行了设计，以抵御未来的灾难。

 

米兰城中的中世纪居民区狭窄且高度拥挤，成为大流行病爆发的温床。对此，达·芬奇强调两条基本的美学原则，即清洁和效率，他设想城市中有一个运河网络，可以为商业活动和医疗卫生提供支持，与此同时，城市划分为三层垂直的活动环境——最底层是车马，第二层是行人，第三层是住宅。他提议将交通运输和居住空间分开，以减轻米兰居民对疫情的心理恐慌情绪。

米兰城市运河

 

塞尔达的综合性城市规划

 

依勒德本索·塞尔达

 

到了19世纪，科学技术的进步使城市变得更加复杂，以至于需要比达芬奇设想的更全面的城市规划方法。1867年，西班牙人依勒德本索·塞尔达（IIdefonis Cerda）撰写了一本开创性的著作《城镇化基本理论》（General Theory of Dustrialization）。他创造了“城镇化”一词并将其定义为“一套建设城镇的原则，应用这套原则，城镇建筑物及建筑群不会限制、扭曲和破坏人类的身体、道德和智力，相反，可以促进人类的发展和提升人类的活力，从而改善个人福祉，最终实现社会繁荣。”

 

塞尔达将城市规划从减轻恐惧和抵御生活变化无常的专业提升为一种梦寐以求的憧憬，即城市可以并且应该通过设计规划为人类提供必要的精神食粮，以实现个人和社会幸福。塞尔达在规划巴塞罗那的扩展区时对自己的理想化原则进行了检验，但如同大多数乌托邦理论一样，在追求土地经济回报最大化的政治压力下，很快就破产了。塞尔达把建筑规划为低层城市街区，每个街区都由开放的室内公园连接起来，他后来设计的建筑都是四面是墙的传统住宅结构。

塞尔达规划巴塞罗那扩展区手稿

 

塞尔达很可能永远不会以“幸福”作为城市规划的目标，但他肯定表达过一个理念：城市的框架是培育美好生活所必需的沃土。他对城市规划的广阔视野远远超越了还原论的观点，后者只评估基础设施、密度、规模、经济回报等，以满足“全民”的需求。从微观到宏观，他写道，为了制定计划，他“需要审视所有从维特鲁威到莱昂斯·雷诺（Leonce Renaud）时期有关建筑的记录，从所罗门到本坦（Benthan）时期与法律相关的资料；需要了解一切从柏拉图到普罗洪（Prohon）时期与社会相关的研究；从希波克拉底至今的有关卫生设施的一切；从摩西到现在，关于统计的一切；关于地理……；关于政治经济……；关于道德和宗教……；关于哲学……；等等。”塞尔达抓住了这一广泛的城市生活观，强调需要在数据收集和统计的基础上进行科学严谨的规划，以确定计划是否符合预期结果。

 

在塞尔达的一生中，世界上只有三个城市的人口超过100万——伦敦、巴黎和北京。如今，世界上有35个超级城市中心，人口在1000万到3500万之间。仅中国就有102个城市的人口超过100万。这些城市中心的复杂性已经达到了过去的规划者无法理解的程度。虽然人类定居在城市飞地时感到的恐惧有所缓解，但现代生活带来了新的、潜在的、更危险的后果。

 

人口数量与密度增长

 

城市人口数量、密度和物质消费的每一次显著增长都大大增加了复杂性和风险。从最根本的意义上说，当代城市生活面临着两个问题：一是与可持续发展有关的宏观问题；二是我们想要怎样生活的微观问题。尽管塞尔达的计划失败了，但城市规划仍然肩负着在恐惧和焦虑中传递希望和幸福的使命。

 

柯布西耶：工业时代的功能主义

 

勒·柯布西耶

 

20世纪初的城市规划者们仍不断追求让世界上的城市更健康、更幸福。1933年，法国著名的建筑师和规划师勒·柯布西耶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他所著的有关理想城市的著作，与塞尔达的理念一脉相承。为了呼应塞尔达，他在《光辉城市》中写道，现代城市的设计应该“在精神和物质层面”造福于市民。

 

然而，勒·柯布西耶深受工业时代特征的影响——专业化的功能、效率、简单的欧式规则性——正如他说过的那样:“房子就是用来居住的机器。”大量贫穷工人涌入工业城市中心，他们的生活环境和贫民窟一样，为了消除这一现象，为工人提供更清洁、宜人的环境，他提出严格分离住宅区、商业区和工业区。他的规划是在大型的直线街区中建造高楼大厦，周围环绕着开放的绿地。

 

不幸的是，勒·柯布西耶对工业效率的推崇导致这座光辉之城的希望破灭。苏格兰格拉斯哥市政府是勒·柯布西耶最热情的支持者之一。1954年，为了清除城市中大片的贫民窟，城市规划者和官员在参观了根据“光辉城市”概念在马赛建成的一座城市之后真诚地采纳了柯布西耶的计划。此后不久，由柯布西耶设计的10座20层的混凝土高楼就遍布了赛特希尔（Sighthill Estates）社区。该楼群容纳了7000人，是伦敦以外英国密度最高的高楼群。

 

赛特希尔社区

 

50年后，这些高楼遭到拆除，这意味着一个曾经美好的愿景如今以失败告终。这个社区因暴力、毒品和社会失范而声名狼藉。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简单地说，居民身份感被剥夺了。规划者可以塑造地区和城市，但城市环境反过来又塑造了我们每个人。当人们纷纷搬离公寓时，一位居民总结了搬迁到赛特希尔（Sighthill Estates）的过程，“可以这么说，这些群体有一个社会结构，而这个结构在搬入赛特希尔（Sighthill Estates）时被粉碎了。”， 社区居民失去了他们的位置感和身份感，也失去了他们的尊严。

 

近代城市更新运动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城市更新的过程完全国际化了。在美国，三个城市更新运动初具规模。

 

其中一个运动是战后繁荣的结果，为在郊区开发价格适中的住宅创造了机会，使市中心的居民可以逃离密集的工业和居民区。

 

另一个城市更新运动是在联邦政府大规模拨款鼓励重建美国各地的中心城区的情况下应运而生的。它通过中心城区的重建达到维持其经济活力的目的。在我的家乡俄勒冈州波特兰市，我亲眼目睹了19世纪砖砌建筑因最新的城市规划而遭到拆除。该规划要求在中央商务区四周设置停车场，为到市中心工作、购物以及娱乐的郊区居民提供便利。

 

普鲁蒂-艾戈居住区

 

第三种城市规划策略是利用城市更新运动，创造一个环绕市中心的住宅再开发圈来消除旧住宅存量，这样可以保障中央商务区的经济价值。这一策略在美国最著名的例子之一，也是来自勒·柯布西耶的灵感，由山崎实设计的。1956年，圣路易斯批准建造普鲁蒂-艾戈居住区。该居住区由33座塔楼组成，每座塔楼高11层。然而不到20年后，由于社会秩序崩溃，大楼几乎空无一人，政府拆除了该住宅区。项目失败的原因，与赛特希尔（Sighthill Estates）的居民所说的原因相似——该项目没有引起居民的认同感和控制感。

 

普鲁蒂-艾戈居住区被拆除

 

未完待续... ...